“吃野味闹出人命案” 古代就有
本文摘要:呼延雲(推理小說作傢) 為瞭戰勝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,全國人民都在眾志成城,共同努力。這其中,疾控專傢們一直致力於病毒的溯源工作,並取得瞭階段性進展。雖然最終的“破案”和“抓捕真兇

呼延雲(推理小說作傢)

為瞭戰勝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,全國人民都在眾志成城,共同努力。這其中,疾控專傢們一直致力於病毒的溯源工作,並取得瞭階段性進展。雖然最終的“破案”和“抓捕真兇”還有待時日,但絕大多數專傢認為,這種帶來巨大災難的病毒是那些在華南海鮮市場嗜吃野味的人們“惹禍上身”的。

喜歡吃野味,是我國飲食文化史上“源遠流長”的一種糟粕。造成此種怪癖的原因多種多樣:有的人迷信吃瞭野生動物有滋陰壯陽的奇效,有的人認為野生動物的肉質比傢畜更加鮮美可口,有的人用吃野生動物來炫富和顯示自己的高貴……毋庸置疑,在我國古代的很多食譜和筆記中都記載著大量野味的烹飪方法,但與此同時,關於吃瞭野味猝發重病的記錄也是不絕於書。

一、果子貍“鮮味難得”

翻開古書數一數,幾乎沒有任何一種野生動物能逃過中國人的餐桌。按照《清稗類鈔》所記,除瞭熊掌猴腦象鼻駝峰之外,“如田鼠、蛇、蜈蚣、蛤、蚧、蟬、蝗、龍虱”等也不罕見,而且吃法多樣。比如蛇,“其幹之為脯者,以為下酒物,則切為圓片;其以蛇與貓同食也,謂之曰龍虎菜;以蛇與雞同食也,謂之曰龍鳳菜”;再比如蔗蟲,“形似蠶蛹而小,味極甘美,居人每炙以佐酒”;再比如蜈蚣,“自其尾一吸而遺其蛻”;再比如龍虱,“若設盛席,輒供小碟一二十,必以此品居上,碟中鋪以白糖”;再比如螻蛄,“身形如蝦,兩螯如蟹,大可盈寸,搗之成膏,猶如廣東、寧波人食蝦醬一樣”;再比如蠍子,“去其首尾,嚼之若有餘味”……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。

清代學者破額山人在筆記《夜航船》中記載粵人土宜,“蛇最貴,鼠次之,蜈蚣、土筍又次之,犬豕牛羊不貴”。那些蛇都產自深山之中,獵戶們要提前找到其洞穴,在附近遍插削尖的竹片,“蛇將出穴,先有大風,腥聞數裡,蛇戶伺之,須臾砉然直出,觸著竹尖,遍身劃碎,血流遍地,更蟠縱數裡,力疲仆倒,為人所獲,其肉香美肥脆,在豹胎猩唇之上”。當地的地方官上任,“蛇戶獻蛇重一百二十斤者為上味”,以為慣例。

《夜航船 鬼董》《夜航船 鬼董》

之所以對野味有這樣令人不解的迷戀,主要原因還是一些古人有著“野生必美味”的錯誤認識。明代大文學傢李漁在《閑情偶寄》中的一段話很代表這種思維,他說:“野味之遜於傢味者,以其不能盡肥;傢味之遜於野味者,以其不能有香也。”而野味之所以香,在於野生動物“草木為傢而行止自若”,當豐厚和味道不能兼得的時候,李漁認為應該“舍肥從香而已矣”,換句話說,寧可吃得少一些,也不能放棄對美味(野味)的追求。

正是基於這種理念,在古代筆記中,贊美野味和傳授烹調方法的內容相當多,筆者隨手翻開案頭的幾本明清筆記,便能找出一堆:明代學者陸容在《菽園雜記》裡說:“宣府、大同產黃鼠,秋高時肥美,士人以為珍饈,守臣歲以貢獻,及饋送朝貴,則下令軍中捕之。”明代博物學傢謝肇淛在《五雜俎》中記載:“嶺南蟻卵、蚺蛇,皆為珍膳。水雞、蝦蟆,其實一類。又有泥筍者,全類蚯蚓,擴而充之,天下殆無不可食之物。”有一次他在安丘的餐桌上還看到瞭蚰子(蟈蟈),“炸黃色入饌,縉紳中尤雅嗜之”。清代學者李光庭在《鄉言解頤》中談到佈谷鳥“麥熟時啄之則肥美,與北地鐵雀同一食法,則較腴”;清代大文學傢袁枚則在《隨園食單》裡談及SARS的主要載體果子貍時,盛贊其“鮮者難得”,並具體闡述瞭烹調的方法:“其醃幹者,用蜜酒釀,蒸熟,快刀切片上桌,先用米泔水泡一日,去盡鹽穢,較火腿沉嫩而肥”……

 《菽園雜記》 《菽園雜記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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